廣播體操歸去來

　　沉寂多年以后，這項在國內普及面最廣、參與人數最多的群眾性體育項目又突然復活了。只是，當年那個“萬人齊做操”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　　“現在開始做第八套廣播體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8月的北京，涼風漸起，久違的旋律從大喇叭里擴散開來，飄送到一個又一個耳膜里。人們成群結隊地走出辦公室，在市總工會大樓前后的空地上，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太廟廣場上，在西單商場的柜臺前，到處伸胳膊踢腿兒，做起熟悉又陌生的集體操。　　年過七旬的陸奐奐和劉西玉待在各自家中，一邊指揮小時工打掃屋子，一邊監督小孫女做暑期作業。收音機沒有打開，屋里也聽不到外邊的喧鬧，她們沒有跟大家一起做操。然而，這兩位老人卻與廣播體操有著異于常人的聯系：陸奐奐曾參加過多套廣播體操的意見征求和后期推廣，劉西玉則直接參與創編了第六和第八套廣播體操。

　　廣播操誕生

　　1951年，彼時的陸奐奐16歲，就讀于杭州一所高級中學，瘦弱，貧血，每頓飯能吃上兩片梅干菜燒肉，就已經算是很不錯了。13歲的劉西玉，在成都一家普通初中念書，從學校到家，需要走很長一段路，路上經常可以看到牽著小孩的大人，沿街乞討。　　這一年的11月24日，第一套廣播體操正式頒布。　　當時的國家，也處于百廢待興的關口上，民族體質整體偏弱，根據史料記載，建國之初，我國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當時的老百姓既沒有體育鍛煉的意識，國家也拿不出錢來建設體育場館。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一座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正規體育場——先農壇體育場，除此之外，連一個帶看臺的籃球場都沒有。　　籌備中的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國務院主管體育工作的直屬機構，與后來的國家體委、國家體育總局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決定，配合國家優先恢復經濟的整體規劃，不搞大型運動會，著重抓普及。　　籌委會里有個叫楊烈的女干部，曾于1950年8月赴前蘇聯考察學習，回國之后，她手寫了一份報告，遞交到體總籌委會，建議創編一套“適合徒手鍛煉”的全民健身操。后來，這份報告成了我國開展廣播體操運動的緣起。　　由北京日報社編寫的《歷史的背影》一書，記錄了更多細節：籌委會里另一名叫做劉以珍的女干部，承擔起了編操任務。她曾師從于日本教師，學過一種被稱作“辣椒操”的廣播體操(日語發音類似“辣椒”)，借鑒這套操的基本框架，再加上自己的創新，劉以珍很快編出了新中國的第一套全民健身操。在傳播途徑上，也同樣采取了廣播樣式。　　第一套廣播體操頒布當天，人民政府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推廣活動：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衛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等9家單位，聯合發出了《關于推行廣播體操活動的通知》。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大家都來做廣播體操》。又過了一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始播放廣播體操節目，每天上午10點，激昂的旋律都會準時響起。人們開始合著節拍，整齊劃一地做同樣一種體育運動，場面蔚為壯觀。很快，北京、天津、上海等40多座地方人民廣播電臺都陸續在同一時段轉播該節目，廣播體操的聲勢越來越大。　　然而，即便如此，廣播體操所能覆蓋的人群，依然是有限的。陸奐奐和劉西玉分別向《中國周刊》記者回憶，她們當年都沒有做過第一套廣播體操，而且也沒有看見父母或其他家人做過。“那時候大人整天忙著上工，從來沒有體育鍛煉的意識，我們在學校上體育課，也就是跑跑步、打打籃球，業余生活單調得很。”劉西玉說。　　這很可能與廣播安裝不夠普及有關。史料記載，當時國內尚有一些地區收聽不便，或者收聽設備不完善，為解決這一問題，人民廣播器材廠還加班加點，先后供應了3800張“廣播體操”唱片。

　　集體主義情結

　　時間很快來到1954年的夏天，陸奐奐已經是中央體育學院(北京體育大學前身)的學生，劉西玉也已經順利考入了成都體院的高中部。　　這年7月，改良版的第二套廣播體操公布了。在此之前的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史無前例地以“總理指示”口吻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機關“在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時間中抽出十分鐘做工間操”，“做操時，應動員所有工作人員參加。領導干部應負責組織領導，并帶頭參加，使之能夠組織起來，堅持下去。”

　　劉西玉看到，大喇叭迅速掛上工廠和校園的樹梢，老師們也集體做起廣播體操來了。陸奐奐也開始跟著老師、同學深入工廠，了解一線紡織女工的生活，義務幫助她們編排適合她們崗位需求的工間操。　　中國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盧元鎮曾形容當時的廣播體操熱——“一到點兒放廣播操，商店里的顧客和售貨員一塊兒做操；在火車上，正好停靠在哪個站上了，大家都下來在站臺上做操；甚至就在列車上，大家都站起來做操。”　　除了中間“三年自然災害”對人們體力上的削減，以及“中蘇斷交”導致“勞衛制”改名以外，高漲的全民體育熱情幾乎沒有間斷，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期間，第三套廣播體操和第四套廣播體操陸續頒布，拍攝于1962年的喜劇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生動地記錄下了眾人齊做第三套廣播體操的場景：車間工會主席大李，原本不愛鍛煉，被選為體協主席后，他到新華書店去買廣播操圖解，不想那里已經賣完，只剩下殘破的半張，女售貨員當場就邊示范邊給大李講解。回家后，大李又叫兒子教了自己一段少年廣播操。第二天，他帶著這套不倫不類的廣播操給大家做示范，當場鬧出了大笑話。　　接下來，“文革”來了，原本簡單輕松的廣播體操，迅速被承載了階級斗爭功能的“語錄操”代替。這種操與廣播體操的套路相似，只是給每個小節都添加了毛主席語錄內容，動作表現上也灌注了強烈的情緒，人們在做操的同時，高聲朗讀語錄。　　彼時，已經是北體大(當時的校名是“北京體育學院”)教師的陸奐奐，曾參與這套“語錄操”的創編工作。接受《中國周刊》記者采訪時，鶴發童顏的她絲毫沒有忌諱什么，“當時也沒有考慮太多，上級給我安排了這個活兒，我就編了。”“你說絲毫沒有摻雜個人情感？那也不正確，我也想著‘排除萬難，不怕犧牲’(語錄操中的內容)，只是我不把它當做謀取個人權力的工具，純粹是用來鼓勵自己要努力、要奮斗。”

　　挑戰者

　　“文革”風潮到1971年時，已經逐漸減弱，“語錄操”很快退出歷史舞臺，重新修訂的第五套廣播體操新鮮出爐。人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集體做操的火熱年代。　　在這套操推廣期間，北京廠橋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因為做廣播體操姿態標準優美，被選為全校的領操員，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一則新聞簡報意外記錄了他的身影。正是因為這次露臉，讓什剎海體校的老師發現了這個很有運動天賦的孩子，把他選拔進了體校，專門練習武術。這個孩子后來成了蜚聲海內外的“功夫巨星”，他就是李連杰。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第五套廣播體操仍帶有“文革”色彩。在整套動作正式開始前，廣播里先用一小段慷慨激昂的話開篇：“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在具體動作上，則明顯加入了武術元素。陸奐奐照著圖解給記者演示了其中部分小節，可以明顯地看見握拳和沖拳的動作。 　　“當時國內掀起了一股武術熱，做廣播操已經不再是唯一的選擇。”劉西玉說。當時，她也已經接受了北體大的系統教育，成為該校的一名老師。不久之后，第六套廣播體操的編操任務，落到了她和幾個同事的身上。　　1981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步履初開，來自海峽對岸的“靡靡之音”最先酥麻了人們的耳朵。柔若無骨的鄧麗君歌曲，透過收音機聽筒悠悠飄來。劉西玉敏銳地意識到，單靠傳統的廣播體操編排樣式，已經很難吸引新時代的年輕人。于是她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編操時，劉西玉首次找來兩名作曲家為這套廣播操配樂，一個是著名作曲家劉熾，另一個是總政軍樂團的傅晶。兩人譜出的音樂一套沉穩舒緩，一套輕快俏皮，均不同程度地糅合了民樂和交響樂元素，今天翻出來再聽，仍然不乏鮮明的趣味性。　　但盡管如此，廣播體操的“大一統”地位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式微。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崇尚個人軀體健美的健身操運動開始風靡，1985年，央視為一個名叫馬華的女教練專門開了一檔叫做“健美5分鐘”的欄目，迅速火爆全國。1987年，美國電影《霹靂舞》被引進國內，再次引發霹靂舞熱潮，年少輕狂的中國青年們扎堆聚在一起，比拼“擦玻璃”、走“太空步”、蹦“迪斯科”，High到滿臉潮紅。　　老年人似乎也找到了更多的樂子。太極拳、秧歌、氣功、空竹、柔力球，活動形式越來越豐富多彩。進入90年代和新世紀以后，瑜伽、跆拳道、國標舞也相繼傳入，不同年齡段和收入階層的人們，總能找到一款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　　曾經輝煌得無以復加的廣播體操，此刻被人們遺忘在看不見的角落，愈發顯得機械、僵化。這帶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1987年前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一次停播廣播體操，幾乎在同一時間，各地方廣播臺的廣播操節目也陸續在電波中消失了。包括陸奐奐和劉西玉在內的所有人，幾乎都未能關注到這一微妙變化。《中國體育報》曾有記者就此致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接受采訪的多名工作人員無一能說清停播的來龍去脈。　　唯一能給出一點解釋的是央廣總編室副主任李憲力，他回答說，“現在社會上什么磁帶都有，廣播操的磁帶也可以買到，許多單位可以根據時間自己放曲做。我們曾對收聽率進行過社會調查，很少有單位做了。廣播電臺也得注重市場，市場需要什么我們才播什么。電臺沒有太多的義務每天播放廣播操。”　　電臺不給放，電視臺可不可以呢？彼時的陸奐奐，已經調任到體育總局下設的體育科學研究所工作。她向《中國周刊》記者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曾經多方聯系電視臺，試圖說服他們安排播出廣播體操的音樂或視頻，結果，后來只有一家電視臺勉強給安排了一檔少兒廣播操的節目。成人操，則一直無人問津。

　　“政治”操

　　是不是又該推出新的廣播體操了？1990年，國家體委組織專家著手編創第七套廣播操，陸奐奐是參編專家之一。專家組似乎強烈感受到了外部競爭的壓力，他們盡可能地各抒己見，最終竟拿出了一易一難兩個不同的版本一起推出，有做操需求的單位，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靈活選用。　　翻看較難版本的那套廣播操，動作中明顯加入的韻律操的內容，做起來已經十分繁復。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后來對這套操的問題進行了反思，他以其中的“跳躍運動”一節舉例談自己的做操感受，“手腳都倒換不過來，又是前又是后，又是左又是右，又是上又是下，智商低一點的，可能還做不了。”　　1997年4月，第八套，也是最后一套廣播體操出爐。參與創編的劉西玉回憶說，當時專家組成員在思路上有了明顯的轉變，力求使其重新回歸到“科學、簡易、基本、普及、通用”上來。　　在這項轉變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伍紹祖。他曾對廣播體操和其他運動做了清晰的劃分：“廣播體操的性質就是官方操。這個操的作用就是號召大家都出去活動，到了操場，先做廣播體操，活動開了，你愿意打拳就打拳，你要跳舞就去跳舞，做什么活動都可以。官方操是我們提倡的，沒人做也得搞，因為這是個舉旗幟的操。這個操是個‘政治’操，不是業務操。”“再者，這是一種交流操，比如說官方組織會操，大家統一比賽，需要規定動作，官方推出的操就是統一的。所以，既是官方提倡的，又能夠交流，又能夠會操，它的性質定義就出來了。” 　　不知是不是因為這段話的傳播，后來廣播體操原先的全民參與色彩日益淡化，人們越來越習慣看它出現在大型運動會的隊列儀式，或者各種機關團體的廣播操比賽上。　　劉西玉的學生、第八套成人廣播體操創編組組長程再寬，接受《中國周刊》記者采訪時，意味深長地感慨，“很多參賽隊都把動作練得非常標準，整體效果也齊刷刷的，一點看不出什么破綻。我們評委私下一了解，原來是有的企業為了取得好的名次，專門培養了廣播操參賽隊伍，甚至還有脫產專門練這個的。”　　“我十分不贊同這種做法，”程再寬說，廣播體操的主要功用還是為了引導大家鍛煉身體，“過分將其形式化、功利化，反而不利于正常的職工體育活動開展。”　　與此同時，一些不得不每天做廣播體操的中小學生，在做操時故意改變或加入一些自選動作，在互聯網上被笑稱“操帝”，程再寬卻覺得很正常，“只要是能起到鍛煉身心的作用，不按規定套路來，也沒什么要緊。”

　　昔日重來？

　　時隔13年之后，第八套廣播體操被北京市總工會重新發掘出來，每天上午10點和下午3點，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體育廣播又重新播放起做操的音樂，這是陸奐奐和劉西玉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你能先給我講講是怎么一回事嗎？”約訪過程中，兩位老人不約而同地問《中國周刊》記者。　　媒體報道中的起因，說是來自于北京市人大代表鄒曉美的“兩會”提案。提案中說，一些職工長期在電腦前工作，沒有像學校那樣的課間操運動，導致一些人出現疲勞、肥胖、腰酸等亞健康狀態。她認為，這一現象應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對此，北京市體育局副局長李麗莉回復說，工間操已經被列入《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進十年行動規劃》，主要以第八套廣播體操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太極劍、韻律操等項目。　　8月10日，承諾兌現，幾家單位在太廟前啟動了聲勢浩大的“首都職工示范推廣工間操宣傳周”活動，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帶領3000名來自各行業的工間操教員齊做廣播操，李寧、楊楊、楊凌、董炯、李素麗等社會名人到場擔任形象大使。　　這一舉措的示范效應很快影響到其他地方，長春、濟南、南京、常州等城市接連奏響廣播體操旋律。　　然而，這場帶有強烈懷舊色彩的群體活動到底是一時興起，還是就此走向了鳳凰涅槃后的重生？陸奐奐和劉西玉都說，她們無法看清。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推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開展，其合理性也很快遭到了人們的質疑。根據媒體的報道，北京市總工會已經定下目標，“2011年全市職工參與健身活動比例要達到60%以上，國有企業參與工間或工前操活動要達到100%，機關事業單位要達到70%”，具體實現辦法是，將工間操開展情況納入對各單位“一把手”的考核內容。　　香港《大公報》很快就此發表評論，全民健身活動不應上升至“一把手工程”高度，“那些早已千頭萬緒、應接不暇的‘一把手’們，就饒了他們吧，別讓他們‘累著了’。”　　幾天后，北京市總工會出面澄清，說所謂的“‘一把手’考核”指的是各單位工會干部中的“一把手”，而不是整個機關、企業的“一把手”。 　　但接下來又有問題，眾多企業與國企和機關團體不同，工會如何對他們展開監督？截至目前，北京市總工會還沒能給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現在，陸奐奐和劉西玉的主要鍛煉方式是散步，或者是跟其他老頭、老太太一起打打太極拳，跳跳老年舞。偶爾胳膊酸、脖子疼了，也會做幾個體操動作舒活舒活筋骨。“如果硬要我去參加群體性的廣播體操，可能我也會過去，但心里總歸不是很情愿。畢竟，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陸奐奐理了理滿頭銀發，微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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