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王之師

　　唐朝的皇帝推祟道教、尊禮道士在歷史上是很出名的，玄宗、武宗曾親受法箓，成為道士皇帝。唐武宗所尊趙歸真邪術干政，臭名昭著;而玄宗所尊司馬承幀、李含光師徒，卻是唐代的著名高道。

　　據《舊唐書》記載，司馬承幀(647-735年)，字子微，河內溫(今河南溫縣)人。出身于仕宦世家，飽讀詩書卻不肯做官，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二十一歲時出家當了道士。先居嵩山，以上清派第十一代傳人潘師正為師。后游句曲山(即茅山)、天柱山、衡山等道教名山，長隱于天臺山玉霄峰，自號“白云子”，又號“天臺白云”。則天聞其名，召至都(按：指東都洛陽)，降手敕以贊美之。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睿宗遣司馬承禎之兄承祎赴天臺山，奉旨迎請司馬承幀。其敕文對司馬承幀作了高度評價，并表達了他的謙恭之情：“……欲遣使者專迎，或慮煉師驚懼，故令兄往，愿與同來。”司馬承幀抵達西京長安，睿宗在皇宮內向他求教陰陽之術。司馬承禎卻對他宣講老子的無為之旨，睿宗對他更加欽敬。三個月后，“承幀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工部侍郎李適帶頭贈詩，對司馬承幀大加贊揚，和詩者達三百余人。太子賓客徐彥伯將這些詩作輯為《白云記》流傳當世，后佚。尚書右丞盧藏用在為司馬承禎送行時，手指終南山說：“此中大有佳處”，建議他不必回天臺。因盧藏用早年隱于終南山中待時而動，被時人喻為“隨駕隱士”， 司馬承幀回答說：“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表示出遠離權貴的真隱情操。

　　司馬承禎在長安期間，唐睿宗曾兩次降敕對他加以贊揚，稱他為“廣成以來，一人而已”，并自稱為“弟子。”

　　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遣使迎請司馬承幀至東都洛陽，并親受法箓，司馬承禎正式成為皇帝的師父。次年，玄宗移駕長安，司馬承幀辭還天臺。臨行時，玄宗贈詩：

　　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

　　聞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松掛欲調神。

　　地道逾稽嶺，天臺接海濱。音微從此間，萬古一芳春。

　　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濟源市,是中國九大古代名山,

　　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也是愚公的故鄉。

　　開元十五年(公元724年)，玄宗再召司馬承幀。住西京長安。司馬承禎時年八十，又不愿久居長安，唐玄宗便讓他就近于王屋山擇地居住，題額陽臺觀，又令其妹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紹前往舉辦金策齋會。

　　司馬承禎于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去世后，唐玄宗親自為他撰寫了碑文，并令他的弟子李含光繼任陽臺觀主，繼續享受帝師的待遇。

　　二、上清之傳

　　上清派是隋唐時期最大的道教派別，因其傳承世系中多士族人物，故高道輩出。司馬承禎師從潘師正，成為唐代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體系與楊、許、陸、陶一脈相承。

　　上清派的主要經典是《黃庭經》和《上清大洞真經》。這兩部經典以老子清靜無為思想為前提，論述修道成仙的基本途徑和方法�！饵S庭經》認為：“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為真。”其修真的主要方法有存思、內視、咽津、叩齒、留胎止精、辟谷食氣等。所謂“神”并非一種外力，而是人身各主要器官的官能之司。修道者在靜修過程中，通過“心”的意念調節，發揮臟腑各種的作用，將元氣集中于丹田之中，達到百脈暢通、返老還童的功效。《上清大洞真經》在《黃庭經》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其修持方法更加明確。認為長生不老的關鍵，是要正確采集來自于虛空之中的九天元氣、日精月華和陰陽之氣。通過存想仙界之種種景象，念誦諸神名號，特別是高上虛皇道君之名——“三藍羅波速臺”，集中身心注意力，使明梁(即進入人身的元氣)在體內流轉，經由口鼻，通行于心(中丹田)、下戶(下丹田)和玄歸(即泥丸，上丹田)，以達“天命長、人常寧”(即“三藍羅波逮臺”)之境。

　　上清派第九代宗師陶弘景，系統整理了上清派歷代所傳經典，將各種文獻中論及修真的精華匯聚于《養性延命錄》中，成為上清派修身養性的集大成之作。陶弘景在書中不僅詳細介紹了前人關于衣食住行的日常起居、思想行為各方面的一整套修持方法，還重點論述了上清派十分重視的氣法。他認為人的生命本于元氣，必須慎為保養。所謂“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是強調服氣的重要性。又說：“俗人貪于五味，不知有元氣可服。圣人知五味之毒焉，故不貪。知元氣可服，故閉口不言，精氣息應也。唾不咽則氣海不潤，氣海不潤則律液乏。是以服元氣，飲醴泉，乃延年之本也。”經過長時間的服氣，將會在體內凝結成胎：“心中有氣大如雞子，內赤外黃，辟眾邪延年也。”

　　陶弘景還開宗明義提出了性與命的關系，即通過“養性”達到“延命”之目的，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是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完成的。他認為：“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是要求修道者以后天的保養去充分發揮先天的充盈之氣，或彌補先天之不足，以達到長生的目的。同時，他又認為，人之言行與“養性”息息相關，時刻受到神靈的監督，不可不慎：“司陰之神在人口左，人有陰禍司陰白之于天，天則考人魂魄。司殺之神在人口右，人有惡言，司殺白之于司命，司命記之，罪滿即殺。二神監口，唯向人求非，安可不慎言。”

　　據衛憑《貞一先生廟渴》，司馬承幀在嵩山師從潘師正時，師正“以金根上經，三洞秘錄、許真行事、陶公微旨，盡授予我尊師”。后來，司馬承禎居王屋山，抄錄陶弘梁《登真隱訣》。因是書多煙文，司馬承禎于是自著《修真秘旨》12卷，以闡陶書之義�！缎绿茣�》卷59藝文三著錄有司馬承幀《坐忘論》《修生養氣訣》《洞元靈寶五岳名山朝儀經》各一卷，正統《道藏》中現存《太上升玄消災護命妙經頌》《天隱子》《坐忘論》等，均體現了上清派的基本信仰和義理。

　　三、損己之道

　　司馬承禎對老莊思想有精到的見解，把“損己”作為修仙的基本方法，對隋唐之際重玄學有深刻發揮。他在答唐睿宗問時明確指出：“道經之旨，‘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

　　司馬承禎的“損己”，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一是目的

　　通過修持，達于神仙之境，是道教的終極目標。但對“神仙”的理解，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其內涵有很大的差異。司馬承禎認為，神仙有兩種涵義：—種是“人生時稟得虛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于內，遺照于外。自然異于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這種說法當源于上清派的主要經典《黃庭經》。另一種則是“神性虛融，體元變滅，形與道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于神，顯則神同于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間”的得道之人，即莊子所稱“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的“古之真人”。

　　司馬承禎將前一種“神仙”視作保持了自然真性的超凡脫俗之人，而后一種“神仙”則是經過敬信、斷緣、收心、簡事、真觀、泰定、得道七個階級的“損己”修煉達于“與道相合”的人——當然，這后一種“神仙”是與“長生不老”目標相一致的。

　　二是對象

　　司馬承禎要修道者著力“損之”者，主要是“喜怒哀樂愛惡欲”七邪情和“風寒濕熱饑飽勞逸”八邪氣，“去此邪成神仙也。”

　　七邪情、八邪氣，皆包含于“俗事之緣”中，諸如“遺問慶吊以事往還，或假隱逸情希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后恩”，均為“非順道”之務，只有“棄事”、“無為”，方可做到“形不勞”、“心自安”。但是。斷緣和棄事，絕非不食人間煙火，不染俗塵：“修造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日而當者，勿以為妨心生煩躁。”“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只有“損”去對“酒肉羅綺”的追求之欲，保持“蔬食蔽衣”的儉仆生活，才能“足養性命”。

　　三是方法

　　關鍵是收心，除心垢。他說：“心法如眼也，纖毫人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愛見思慮是心荊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最深之心病，則為言行不一：“或身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則貪殘，辨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己，過則尤人。”

　　除心垢不僅在于去除邪念，還要正確對待命運，方可定心、如對待貧窮：“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父母也。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遲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之與命，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善而達之，樂天知命，故不憂，何貧之可苦也?”這種將人之“命”(軀體)賦之于天，“業”(行為)歸之于己的觀點，與陶弘景的“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所主張的不怨天、不尤人之主張，更是發人深省。

　　通過“收心”，要達于“空色雙泯”的境界：“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宴一，萬慮皆遺。”如此，“損己”目標就可實現，清靜無為、與道合一指日可待。

　　四、服氣之法

　　在《天隱子》和《坐忘論》中，司馬承禎詳細論述了上清派十分重視的服氣之法。

　　所謂服氣，是指“虛氣”、即虛無之氣，而非一般的口鼻呼吸之氣，因而此氣的吸納也絕非一呼一吸那么簡單、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司馬承禎列出了服氣的五個步驟：“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這五個步驟合稱為“漸門”。一步一步持之以恒，就能達到神仙之境。

　　司馬承幀還詳細解釋了五漸門的具體要領。齋戒是指潔凈、節制，謂之節食調中;以手掌摩擦肌膚，謂之摩擦暢外。安處是指南向坐，東首寢，居室明暗適中。存想是指存自身之神，想自我之身，其效果就是坐忘——“彼我兩忘”，渾渾沌沌。

　　在修持過程中，靜心是一關鍵，所以心有“五時”可作修持層次的區分：第一步為動多靜少，第二步為動靜相半，第三步為靜多動少，第四步是無事則靜、事觸還動，最后一步為心與道合、靜而不動。另有“七候”則口是不同階段的修煉效果：“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夙疾普消身心清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煉形為氣名曰真人;六、煉氣成神名曰神人;七、煉神合道名曰至人。”他還說：“雖久學定心，身無五時七候者，促齡穢質，色謝歸空，白云慧覺，復稱成道，求諸通理，實所未然，可謂謬矣。”

　　司馬承禎的這一套服氣方法，可謂簡單易行。因為他的本意就是要使神秘的修煉之途盡量簡化。他認為：“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者，神仙之德。”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簡便可行的方法向大眾推廣服氣方法，是司馬承幀思想的一大特色。據《續仙傳》載：“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殿千秋節齋，值中夜。行道畢，隔云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幀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節，方圓一寸處此中。’”這種泥丸宮中發聲的特異現象，正是司馬承幀長期堅持坐忘服氣的結果。

　　服氣之法自遠古至唐代，可算已經十分成熟。但由于一段歷史時期外丹術的泛濫，使之蒙塵不顯。宋元以后興起的內丹學，實際是對古之服氣法的繼承，其修煉的技術核心，關鍵仍是服氣。內丹學在性命關系的探究方面，繼續向前邁進了一步;其理論更加富于哲理性。但在具體方法上，由于過份依賴《周易參同契》的語言表述方法，將簡單明了的服氣過程繁瑣化和神秘化，以至后世修習內丹之術頗多術語障礙。從司馬承禎對上清派氣法的繼承和發揚來看，簡化程序，返樸歸真，正本清源，當為內丹研習之一大要務。

　　五、怡情藝術

　　司馬承幀力行坐忘、服氣，并不是要求自己做四體不勤、渾渾噩噩、無所事事的廢人。作為一個隱居山林的修道者，他還要學習和弘揚先輩的文化傳統，還是將自己的修道心得傳諸同道。這就是他的著述工作。著述之余，還有道友交往、社交應酬也不可免。因此，藝術成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唐玄宗在《贈白云先生書》中說：“司馬煉師以吐納余暇，琴書自挨，瀟灑白云，超馳元圃，”反映了司馬承禎的生活情趣。

　　司馬承禎的文學造詣，從現存的著作中可略窺一斑，文詞之優美，意境之簡明，在同時代作品中可謂上乘。李白、王維、陳于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孟浩然、賀知章等知名文學家與司馬承幀結為“仙宗十友”，必定為“同類相聚”之故。在《全唐詩》中，現僅存有司馬承幀《答宋之間》詩一首：

　　時既暮兮節欲春，山林寂分懷幽人。登奇峰兮望白云，悵緬邈今象欲紛。

　　白云悠悠去不返，寒風颼颼吹日晚。不見其人誰與言，歸坐彈琴思逾遠。

　　司馬承幀尤長于書法，自成一家。善篆、隸二體，并自創“金剪刀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音樂、美術，也是司馬承禎的喜好，并習有所長。唐玄宗推祟道教，詔令朝臣和高道制作道樂，即以司馬承禎為首，司馬承禎為此創作了《玄真道曲》。司馬承禎到達王屋山后，創建陽臺觀，于天尊殿內繪制了高1.6丈、長9.5丈、周長20丈的大型壁畫;內容為神仙云氣和王屋山洞天福地，并將面本題目上奏朝廷，受到唐玄宗褒獎。司馬承禎還向唐玄宗建議：“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唐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下令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以奉祀上清真人。這些真君祠的建筑格局及神像造形，均由司馬承幀考諸道經而制訂。司馬承幀為上演派的信仰崇拜藝術化，也付出了相當的心力。

　　至于鍛鑄鏡、劍，則是司馬承幀的又一業余愛好，他將自鑄的鏡劍送給唐睿宗和唐玄宗，頗受稱贊。這些，足以說明司馬承禎的多才多藝。

來源中國道家養生網 www.tianmeiad.com